周制是一個小共同體時代，當時的封國並不大，也就幾千人或幾萬人，裡面再分封，每個人具體生活的小社會可能就幾百人，就像今天一個大村子那樣的規模。
這樣的社會，誠信度往往比較高。為什麼呢？用秦暉先生的話來說，從「經濟人的理性」角度來考慮，在這樣的社會裡，人與人之間都有或遠或近的親戚關係，都「知根知底」。所有人都要長期地、反覆地打交道，也就是所謂的「反覆博弈」。人們當然不會選擇一錘子買賣，而是會將「誠信」作為處世的基本原則。
所謂小共同體，其實就是這樣一個大村莊，民風自然很淳樸。所以儒家才得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結論。
而變成了一個大共同體後，中國就從血緣社會變成了「陌生人社會」。陌生人社會裡，人和人之間都是一次性博弈，就是「一錘子買賣」。
所以孔子不光主張文化上要回到過去，連政治結構也要全面回歸小共同體時代，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恢復到周初那個一千七百多個小國並立的狀態。這就和老子的主張不謀而合了。孔子和老子都喜歡小國寡民的狀態，道理很簡單：只有幾千人口的小國，才能形成一個「熟人社會」，才能像一個大家庭，才能讓「民德歸厚」。
在西方文化中，小共同體的傳統一直很深。且不說希臘城邦是自治的，羅馬帝國結構中也保留了大量自治成分，歐洲中世紀的莊園也是小共同體，有自己的法庭，能解決自己的內部問題。中世紀後期出現的自治城市，更是現代西方民主的重要起源。
西方君主專制仍保留自治傳統
這造成了西歐近代大共同體即集權國家和中國式中央集權的不同：歐洲集權國家是在議會、自治城市、行會等多種社會力量發育起來之後出現的，因此君主的專制權力是有限的，君主權力不僅受法律、議會的制約，也受到各社會階層、利益團體的限制。因此，雖然現在的西方國家都是大共同體，但是它們都保留了很多自治傳統。比如今天美國社會超過一半的公共事務是由民眾自我管理完成的，美國人今天仍然認為，「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因此阿夫納·格雷夫（Avner Greif）在討論西方文明成功的原因時，提出了一個基本的制度因子：西方人一直沒有失去自治能力。當小共同體能夠在現代國家的結構中保存自己的自立性和創造性時，就能促進社會的繁榮和國家的興盛。如果這種小共同體過早地被國家權力整合，社會的基本動力就消解了。因為「文明的動力歸根結底來自社會基層。當一個社會活躍著無數自治群體，每個人都參與社區事務的時候，這個社會才是健康的。當一個社會把所有權力都由高高在上的政府壟斷，這個社會注定會失去活力」。
中國的「國家鞏固發生在社會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組織起來以前」，因此君權得不到有效的約束。周秦之變後，中國社會原有的那些小自治體和小共同體被消滅了，完全被官僚體系取代。正如同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描寫法國專制王權時期一樣，「中央集權下官僚機構的行政活動取代了地方民眾的公共生活」，社會因此沙漠化。事實證明，這不利於一種文明和一個社會持續保持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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