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宣帝提出的「霸王道雜之」有著深厚的思想淵源。早在先秦時期，圍繞「王道」和「霸道」，儒家與法家兩派便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學說。一方要求施行仁政、德政，任用精通典籍的士大夫，實現三代的治世；另一方則強調法令的權威，通過組建高效的官僚隊伍，最終富國強兵。雙方的理論鬥爭隨著秦國利用法家「霸道」統一六國而暫時告一段落。
然而秦二世而亡，根本原因便在於過度倚重法家學說，丟失了民心。此後的漢朝雖然承接秦制，但也不得不尋求調和轉圜之道。不過，漢初「與民休息」的政策根源於黃老之學，「霸王道雜之」的面貌尚不顯著。
漢武帝是第一個明確以「王霸兼采」「儒法並用」的思想方針施政的漢代帝王，但由於其重用酷吏，以嚴刑峻法對待百姓，僅以儒學裝點門面，未能維持兩者間的平衡，最終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災禍。
宣帝的「霸王道雜之」正是在總結前代得失後形成的統治方略，他同時任用儒生和文法吏，但更注重提拔有經驗的循吏。宣帝特殊的成長經歷讓他十分瞭解民間疾苦，因此在施政時注意解決民生問題，避免了武帝朝放縱酷吏虐待百姓的弊端。
「霸王道雜之」，從字面理解即「融合王道與霸道」，那何謂「王道」，何謂「霸道」呢？「王道」是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提出的主張。孔子目睹東周以降，王室衰微、禮崩樂壞的局面，追懷過去古聖先王的治世，認為執政者只有遵循「王道」的政治理想，方能開闢太平。
「王道」必須建立在仁政之上，統治者要愛惜民力、復興禮樂，恰如《論語》中所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只用刑罰震懾百姓，而不以禮樂教化之，便談不上孔子心目中的「王道」。
孔子的觀點到戰國時又得到孟子的發展。孟子將「王道」與「霸道」明確加以區分，認為「霸道」確實能令國家強盛起來，卻無法真正收服人心，只有「王道」才是實現統一、終結戰亂的必由之路，所謂「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孟子頗為理想化地認為，「王道」成功與否是不受國力強弱和國家大小左右的。
與「王道」相反，「霸道」恰恰將國家強盛視為至高法則。春秋時，齊桓公依靠管仲輔佐，使得國力蒸蒸日上，尊王攘夷、存邢救衛，最終成為「五霸」之首。如果說，「富國強兵」在春秋時還僅是諸侯國的可選項的話，那麼，到了兼併戰爭愈趨殘酷的戰國時代，則成了一個生死存亡的大問題，當時以商鞅、韓非為代表的思想家，便將始於管仲的這套「富國強兵」之術加以理論化和系統化，形成了法家學派。
法家對儒家推崇的「王道」「仁政」嗤之以鼻。韓非認為：「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制定嚴格的法令比空口談仁義更有用，而只有國家強大了才有力量去消滅別人，否則便只能坐以待斃，正如韓非所言：「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
法家鼓吹的赤裸裸的「霸道」確實收到了相當的成效，戰國初期，商鞅在秦國開展「變法」，制定並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全面改革秦國的戶籍、土地、稅收制度，乃至計量單位、軍功爵位和行政區劃，把秦國打造成一台運轉不休的戰爭機器。最終，在秦王嬴政的手上，這台機器橫掃東方六國，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帝國。
可見，自春秋戰國以來，圍繞「王道」與「霸道」已形成兩種各有側重的統治思路，「王道」主張仁政、德政、以民為本，儒家是主要鼓吹者；而「霸道」則主張力政、兵戰、刑名法術，法家是主要鼓吹者。這兩種統治思路對於秦漢政治文化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引自：《歷史的榮耀：中央帝國的時運、鐵血與霸業》，歷史研習社，天地出版社，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