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

 

 

 

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   

 

 

太平时期，中国人口可以快速增长，轻松翻倍；但战乱时期，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减半。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口的基本特征。

 

关于古代中国人口的数据，我们以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史》为最重要依据。《中国人口史》是一个集体项目，该书综合了各种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六大卷，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比较有权威性。

 

秦始皇灭六国时，全国人口接近4000万，秦汉之际，只有1500-1800万，损失过半；

 

西汉末年，人口突破6000万，成为中国人口的第一个高峯，然而王莽之乱和东汉初的战争让人口又降到3000多万，损失过半；

 

东汉后期人口再次突破6000万，三国时期降至2300万，损失60%人口；魏晋南北朝，人口多次出现起落，北方地区在十六国期间，人口最低点只有500多万，只及原来的1/4，损失了3/4；

 

隋大业五年（609年），人口恢复到6000万。隋唐易代战争让人口再次损失超过一半，唐初中国人口只有2500万，损失60%人口；

 

唐代在安史之乱前的755年，人口增长到8000万左右，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二个高峯。安史之乱使全国的户口数从891万户锐减到大历中期（770年左右）的130万户，人口降到不足5000万，损失1/3人口；晚唐的人口峯值为6000万，五代十国时期人口只有3000万，损失一半人口；

 

南宋和金的经济恢复使13世纪初全国人口（也就是宋、金、西夏、大理等）加到一起超过了1.4亿，成为中国人口史上第三个高峰。但是宋元易代，使得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只有1000万。1290年，全国人口7500万，相比高峯期损失将近一半；元朝后期，人口9000万，元末明初只有6000万，损失1/3人口；

 

明初人口不到6000万，17世纪突破2亿，这是中国人口的第四个高峯。明清易代损失40%，清初时为1.2亿，康熙时恢复至2亿，乾隆时3亿，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创造了4.3亿的新高峰，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五个高峯，之后经历了太平天国后又损失了1亿。

 

动辄人口减半，减少几千万啊！而且就是那么十几年的工夫。

王莽和隋炀帝都只执政14年，人口就减少了超过3000万；安史之乱持续8年，唐朝人口就减少了3000万；元明易代，减少3000万；明清易代，减少8000万；太平天国13年，人口减少7000万……

如果大家不能直观感受到这些数据的惨烈，我举现代战争的例子。一战共死亡1500万，8年抗战中国死亡2050万，这是百度百科的数据。

 

然而，在冷兵器的中国古代，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代，其人口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这个程度！

 

本文摘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岳麓书社，2019年8月版。

 

 

 

古代中國為何擺脫不了治亂循環：官逼民反

 

古代中國為何擺脫不了治亂循環：官逼民反

張宏傑在書中寫道：「中國一個王朝建立一二百年後，就會『官逼民反』，出現農民起義，不久被另一個新興王朝取代，如此循環不已。」張宏傑給出的解釋是：「最基本的原因是郡縣制下，政府的汲取能力空前提高，而這種汲取能力缺乏有效的制約，通常很快就會超過社會的承受能力，導致社會的崩潰。」

中國傳統史書將此歸為皇帝「失德」，從而失去了統治合法性，正如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說：「歷代創業之主，多半來自民間，習知民間疾苦，社會情偽。他自己天資又極高，明白如何自處如何處人之道，自然不生問題。及至傳了幾代下來，天資浸已平庸，又生於深宮，長於婦人女子之手，於外邊問題一切隔膜。甚至如晉惠帝問告歉歲者說『胡不食肉糜』之類，這時雖有諫官講官亦無所用。」但這解釋不了為什麼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沒有中國這種規律性現象，比如日本天皇萬世一系，英國「威廉征服」以後直到今天，血統上也是一直延續的。事實上，世界上只有中國和受中國文化影響極深的越南和朝鮮，出現過周期性的「農民起義」導致改朝換代的現象。在中國範圍之內，也只有漢文化地區才有此類現象，西藏地區和大部分土司統治地區，都沒有周期性的所謂「農民起義」或者「農奴起義」現象。

第二種解釋是氣候原因。說中國歷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因為遇到了像「小冰河期」之類的氣候災變。有的時候，中原赤地千里，或者洪水遍地，民眾沒有飯吃，只好起來造反。另一些時候，草原雪災嚴重，牲畜大量死亡，遊牧民族策馬南下，搶得順手，就推翻了中原王朝。

但是這個解釋實際上也是講不通的。秦暉先生說，氣候變化應該是全球性的，然而西方歷史上的盛衰與中國傳統時代的治亂卻明顯並不同步。中國兩漢之際大亂時，西方卻正值繁榮的「羅馬和平」。西方於六七世紀之交發生第一次鼠疫大災難時，中國正值「貞觀之治」。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麼解釋這些相反的事實？中國歷史上一二百年就有一次大亂，難道唯獨中國歷史上每隔一兩百年就出現一次小冰河期嗎？

還有一種解釋則是周期性的「土地兼併」惹的禍。我記得我以前在學校讀歷史時，老師就是持此觀點。每個王朝建立之初，因為農民戰爭消滅了大量地主和人口，所以有大量無主土地分配。但是每到王朝中後期，因為貧富分化，人口增長，但土地沒有增長，又會出現嚴重的土地兼併，大部分土地都被少數地主佔去了，所以貧民只能給地主做佃戶。而這些地主又把農民壓迫得走投無路，農民們只好走上反抗的道路。等到農民戰爭結束後，土地又一次相對平均，這就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治亂周期循環。但是近些年歷史研究比較充分地證明，傳統時代的中國並不存在嚴重的土地分配不均問題。比如，自從隋唐以後，關中幾乎就成了一個自耕農的世界，土地極為分散，地主非常少，大部分土地掌握在自耕農手中，不論是王朝初期，還是王朝後期，基本都是這樣。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國近代通史》指出，在整個清代存在「土地兼併」與「土地分散」兩個同時發生的過程，一方面當然有人因為致富多買土地，由農民上升為地主。但同時，富人也不斷分家，由大地主變成小地主再到自耕農，也就是所謂的「富不過三代」。所以清代初期、中期和後期，土地集中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地主階級手中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趨勢並不存在。

不看土地集中現象，僅看農民起義現象本身，就會發現「地主和失地農民的矛盾」導致農民起義的邏輯其實也不能成立。比如明代後期，北方基本上是以自耕民為主，南方則是佃戶居多，南方的大地主基本把土地租給佃戶去種。那麼按理在明末，應該是南方階級矛盾更激烈，農民起義更多，然而事實是明末的農民起義基本集中在北方，南方極少。

在歷史記載中也找不到佃戶以起義的方式反抗地主的證據，隨處可見的倒是農民起義反抗政府的材料。所以，中國歷史上絕大部分農民起義，反映出的是農民與政府的矛盾，而不是農民與地主的矛盾，張宏傑的觀點是對的。歷代農民起義，都是農民起來造官僚體系的反，造國家機器的反，而不是造地主階級的反。《中國近代通史》也認為，真正導致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謂的土地兼併，「真正侵蝕王朝肌體、造成王朝衰敗的，其實正是凌駕於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節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級官府」。

所以中國史書中並沒有「主逼佃反」這個詞，而只有「官逼民反」。陳勝、吳廣為什麼起義呢？因為他們因大雨被困大澤鄉，不能按時完成官派勞役，按秦律當斬，不造反就只有死，「等死，死國可乎？」。李自成時代的口號是「迎闖王，不納糧」，這個不納糧的「糧」，並不是給地主交租子，而是指給政府交的稅賦，即所謂「皇糧國稅」，明末的三餉（遼餉、剿餉、練餉）超過明朝正當稅收的一倍以上，一般農民常常是傾家蕩產，也交不完這些「皇糧國稅」，淪為流民、飢民，為了不被餓死（甚至不被別的飢民吃了），就只好造反。

中國歷史上的兩次重大突變

 

張宏傑，1972年生，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后，現供職于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遼寧省作家協會特聘簽約作家。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乾隆：政治、愛情與性格》等。

 我曾讀過他寫的《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事隔多年，內容已經忘了，但當時是連着讀了一周看完的，可見他的文筆很吸引我。我有一個習慣，一旦覺得書寫得悶，就會暫時不看，換另一本。能吸引我不換書的歷史書屈指可數。正如張宏傑在本書的序言中指出：「現有的通史，很多都有同一個問題，那就是重史實而輕史識，只注意羅列知識點，並沒有把這些知識點背後的邏輯線打通，也就是說，沒有下功夫梳理歷史背後的規律。」我也有了閱讀此書的目標：聚焦歷史規律與路徑，拆解歷史大問題。

 規律一，中國歷史上有兩次重大突變：周秦之變和全球化之變。在周代封建制下，中國是由一個個「小國寡民」組成，和後來歐洲中世紀的貴族時代相似，屬於半自治狀態。秦統一中國後，實行郡縣制，中央派官員管理地方，中國進入帝制時代，中央集權不斷完善，直至國家可直接控制每一個人。無論徵稅還是發兵，都由國君說了算。第二個變化，是捲入全球化。這個變化起自鴉片戰爭，即李鴻章所謂的「三千餘年一大變局」，內地歷史教科書把它叫做「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大門」，中國不得不面對全球經濟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