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為何擺脫不了治亂循環：官逼民反

 

古代中國為何擺脫不了治亂循環：官逼民反

張宏傑在書中寫道：「中國一個王朝建立一二百年後，就會『官逼民反』，出現農民起義，不久被另一個新興王朝取代，如此循環不已。」張宏傑給出的解釋是：「最基本的原因是郡縣制下，政府的汲取能力空前提高，而這種汲取能力缺乏有效的制約，通常很快就會超過社會的承受能力，導致社會的崩潰。」

中國傳統史書將此歸為皇帝「失德」，從而失去了統治合法性，正如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說：「歷代創業之主，多半來自民間，習知民間疾苦，社會情偽。他自己天資又極高，明白如何自處如何處人之道，自然不生問題。及至傳了幾代下來，天資浸已平庸，又生於深宮，長於婦人女子之手，於外邊問題一切隔膜。甚至如晉惠帝問告歉歲者說『胡不食肉糜』之類，這時雖有諫官講官亦無所用。」但這解釋不了為什麼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沒有中國這種規律性現象，比如日本天皇萬世一系，英國「威廉征服」以後直到今天，血統上也是一直延續的。事實上，世界上只有中國和受中國文化影響極深的越南和朝鮮，出現過周期性的「農民起義」導致改朝換代的現象。在中國範圍之內，也只有漢文化地區才有此類現象，西藏地區和大部分土司統治地區，都沒有周期性的所謂「農民起義」或者「農奴起義」現象。

第二種解釋是氣候原因。說中國歷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因為遇到了像「小冰河期」之類的氣候災變。有的時候，中原赤地千里，或者洪水遍地，民眾沒有飯吃，只好起來造反。另一些時候，草原雪災嚴重，牲畜大量死亡，遊牧民族策馬南下，搶得順手，就推翻了中原王朝。

但是這個解釋實際上也是講不通的。秦暉先生說，氣候變化應該是全球性的，然而西方歷史上的盛衰與中國傳統時代的治亂卻明顯並不同步。中國兩漢之際大亂時，西方卻正值繁榮的「羅馬和平」。西方於六七世紀之交發生第一次鼠疫大災難時，中國正值「貞觀之治」。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麼解釋這些相反的事實？中國歷史上一二百年就有一次大亂，難道唯獨中國歷史上每隔一兩百年就出現一次小冰河期嗎？

還有一種解釋則是周期性的「土地兼併」惹的禍。我記得我以前在學校讀歷史時，老師就是持此觀點。每個王朝建立之初，因為農民戰爭消滅了大量地主和人口，所以有大量無主土地分配。但是每到王朝中後期，因為貧富分化，人口增長，但土地沒有增長，又會出現嚴重的土地兼併，大部分土地都被少數地主佔去了，所以貧民只能給地主做佃戶。而這些地主又把農民壓迫得走投無路，農民們只好走上反抗的道路。等到農民戰爭結束後，土地又一次相對平均，這就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治亂周期循環。但是近些年歷史研究比較充分地證明，傳統時代的中國並不存在嚴重的土地分配不均問題。比如，自從隋唐以後，關中幾乎就成了一個自耕農的世界，土地極為分散，地主非常少，大部分土地掌握在自耕農手中，不論是王朝初期，還是王朝後期，基本都是這樣。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國近代通史》指出，在整個清代存在「土地兼併」與「土地分散」兩個同時發生的過程，一方面當然有人因為致富多買土地，由農民上升為地主。但同時，富人也不斷分家，由大地主變成小地主再到自耕農，也就是所謂的「富不過三代」。所以清代初期、中期和後期，土地集中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地主階級手中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趨勢並不存在。

不看土地集中現象，僅看農民起義現象本身，就會發現「地主和失地農民的矛盾」導致農民起義的邏輯其實也不能成立。比如明代後期，北方基本上是以自耕民為主，南方則是佃戶居多，南方的大地主基本把土地租給佃戶去種。那麼按理在明末，應該是南方階級矛盾更激烈，農民起義更多，然而事實是明末的農民起義基本集中在北方，南方極少。

在歷史記載中也找不到佃戶以起義的方式反抗地主的證據，隨處可見的倒是農民起義反抗政府的材料。所以，中國歷史上絕大部分農民起義，反映出的是農民與政府的矛盾，而不是農民與地主的矛盾，張宏傑的觀點是對的。歷代農民起義，都是農民起來造官僚體系的反，造國家機器的反，而不是造地主階級的反。《中國近代通史》也認為，真正導致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謂的土地兼併，「真正侵蝕王朝肌體、造成王朝衰敗的，其實正是凌駕於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節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級官府」。

所以中國史書中並沒有「主逼佃反」這個詞，而只有「官逼民反」。陳勝、吳廣為什麼起義呢？因為他們因大雨被困大澤鄉，不能按時完成官派勞役，按秦律當斬，不造反就只有死，「等死，死國可乎？」。李自成時代的口號是「迎闖王，不納糧」，這個不納糧的「糧」，並不是給地主交租子，而是指給政府交的稅賦，即所謂「皇糧國稅」，明末的三餉（遼餉、剿餉、練餉）超過明朝正當稅收的一倍以上，一般農民常常是傾家蕩產，也交不完這些「皇糧國稅」，淪為流民、飢民，為了不被餓死（甚至不被別的飢民吃了），就只好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