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棋雜感

 在中國某些棋手眼裡，圍棋比不上上大學，圍棋出成績只是進入名校的敲門磚，當打之年就上大學玩綜藝浪費天賦，棋藝不進則退。拿冠軍就沾沾自喜，跌下神壇就怪AI、疑作弊。而韓國小申就如同當年的李昌鎬一樣，勝不驕，敗不餒，有天分還刻苦研究圍棋，自然勝負就一目瞭然了。（2022.11.7）

供銷社

【評論】統購統銷。 為了將來政治穩定，備戰。比如將來中國攻台，美歐制裁時，市場一片凋零，連糧食都不夠時，政府能通社供銷社這樣一個渠道讓底層民眾活下去。供銷社通過國家權力能壟斷貨源。

漢代對儒學的偷天換日：外儒內法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召集全國著名學者到長安開會，討論帝國的思想文化建設問題，到底應該把什麼確立為大漢帝國的指導思想呢？

有一個叫董仲舒的人建議說，不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這個建議，其實和漢武帝的性格並不那麼合拍。儒家和法家不一樣。儒家並不是一個馴服的學派。它是頭上長角身上帶刺的。法家是拍馬屁的能手，「法今王」，誰在位，我就擁護誰。儒家是「法先王」，批評在位的君主。所以法家是沒骨頭的，儒家是有骨頭的。

儒家首創「民貴君輕」之論，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甚至說出「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這樣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聽起來仍然很大膽的話。儒家公開主張稱，如果皇帝不仁，臣子可以推翻他。

那麼，漢武帝怎麼會決定獨尊儒術呢？

因為漢武帝獨尊的儒術，和儒家的本來面貌已經不一樣了。為漢武帝所用的儒家，實際上是法家化了的儒家，外表是儒家，骨子裡是法家。

這是怎麼回事呢？這是因為董仲舒對儒家思想進行了一番偷天換日的根本改造，讓儒家思想變得和以前有了很大差別。

怎麼改造的呢？我們先來看一個詞，叫作「三綱五常」。我們後世一提起儒家，就經常會想起這個詞，因此很多人都認為這「三綱」是儒家提出來的。

三綱來自法家

但是事實上，這是法家的的東西而不是儒家的。「三綱」，最早是法家的說法。韓非子說過：「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大臣在君主面前，兒子在父親面前，妻子在丈夫面前，都只能馴服，不能反抗。

這顯然是和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儒家是強調權責對應的。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說君首先要像一個君，臣才能像一個臣；父首先要像個父，子才能像個子。所以「君使臣」和「臣侍君」都要各按「禮」而為。這種原則，多少有點契約的意味。

因此，儒家是反對法家這種單向的三綱的。

那麼，為什麼後來三綱成了儒家思想的代表性詞彙呢？

主要是董仲舒的「點金成石」，把孔孟之道和韓非子的思想巧妙地嫁接在了一起。

董仲舒對儒學的改造，優點是保留了儒家以天命恐嚇君主的理論，而且發展出一套裝神弄鬼的讖緯之學，就是通過種種迷信，什麼「占星」「望氣」之類，來分析「上天」的想法，判斷上天對皇帝滿意不滿意。如果地震了、天災了，皇帝就要反省了，是不是自己哪點做得不對？就得洗個澡，靜坐，反思自己。

也就是說，董仲舒要求皇帝要重視天命，通過「上天示警」讓皇帝有所約束，不要胡作非為，否則就可能亡國。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周代文化的核心成果。

但是與此同時，董仲舒又和韓非子一樣，把皇帝推到了至高無上的絕對化地位，甚至他在有些方面說得比韓非子還要過格。

為了強化皇帝的地位，他不惜穿鑿附會，尋找神學上的根據。他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王是三橫一豎，三橫，代表天、地、人，一豎，代表貫通。皇權是貫通天地的。他說，皇帝是整個國家的心臟，「海內之心懸於天子」，臣民與皇帝的關係，就像四肢與「心」的關係一樣：「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春秋繁露》）心在想什麼，四肢就要想辦法來滿足心的需求；皇帝喜歡什麼，百姓就要順他的意。

所以天下臣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皇帝：「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臣民要無條件順從君主，「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春秋繁露》）這些話比韓非子說得還要到位，皇帝聽起來當然會感覺很舒服，因此，董仲舒明確提出了「三綱說」：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皇帝夫可以不夫，婦不可以不婦。由此，權利變成了單向的、絕對的。

董仲舒大樹皇帝權威

董仲舒還繼承了韓非子的法、術、勢思想，強調一定要大樹特樹皇帝的權威。《春秋繁露》說：「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威分則失權。」董仲舒所謂的「威」即是韓非所說的「勢」，都是指帝王獨斷專行的權威。一定要強化皇帝權威，同時還要愚民。法家一直是主張愚民的。董仲舒也說，民的意思就是「瞑」，就是愚昧無知的意思，因此「可使守事從上而已」，只能老老實實地聽上級的命令。

所以梁漱溟曾經說，董仲舒的這套改革，「把生動的理性、活潑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貞節泥於形式，浸失原意，變成統治權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綱五常所以被詛咒為吃人禮教，要即在此」

緣何古代中國不能走向民主：地理因素

 

 

在文明的萌芽時期，古希臘與中國古代差別並不是太大。當時希臘和中國社會都是由血緣部落所組成，都是氏族社會。氏族成員都有權對部落的事務發表意見的。事實上，在中國遠古的部落時代，在中國遠古的部落時代，也有民選賢能的民主形式，在堯、舜時代，也有各個部落組成的部落聯盟大會，以選出部落聯盟首，同時討論和決定部落聯盟的一些事務。中國古代沒有向古希臘、古羅馬那樣比較成熟的民主、共和社會轉變，反而最後發展到君主專制的社會。這其中的原因在哪裏呢？

 由於歷史資料的缺乏，人們今天很難真正弄清楚其中的原因，但是中國古代的地理環境，應該是中國沒有走向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在世界古文明中，只有中國與其他文明的隔絕程度是最高的。中國的西南面和西面，是一系列世界上最高的山脈；東面，是浩瀚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是沙漠和大草原。而中國人還嫌這種隔絕程度不夠，後來在北邊又築起了一道萬里長城，以加強與外部世界的隔絕程度。這種隔絕是很有效的，所以玄奘要去一次印度，得走上十來年；甘羅出使羅馬帝國，也是無功而返。--張宏傑：《簡讀中國史》】

 中國是農業國  海上貿易不發達

【其次，人類四大古文明都興起於大河流域，這說明灌溉農業對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而黃河流域在四個大河流域中是條件最好的，因為黃土的結構疏鬆，天然適於農耕，人們僅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開闢大面積耕地。

所以，與世隔絕讓中國古人只能在內陸以農業謀生。優良的灌溉條件和土壤條件又讓他們安於農業。中國海上貿易本就不發達，另外，中國境內主要大河的流向是自西向東的，這種自然環境很難激發地區間貿易的發展，因為它們流經的緯度相同，故而自然資源基本相似。缺少大範圍貿易網絡也可以用自然資源分佈的廣泛性來解釋，各地日常生活都可自給自足，沒有必要進行貿易。陸地上經商運輸成本很高，大規模地運輸商品在交通、信息都不發達的古代難以進行。--張宏傑：《簡讀中國史》】

這種隔絕的後果是，古代中國人只能在內陸以農業謀生，而不能以經商為生。海上貿易的不發達，使商業競爭和信息的交流受到限制。因為陸地上經商運輸成本很高，大規模地運輸商品在交通、信息都不發達的古代難以進行。所以當時的古人只能以農業為主要生存方式。從事農耕是分散經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需要信息交流，不需要爭論，不需要話語權，只需要和諧和安寧，所以不需要公共場所。人們只關心天氣和收成，不那麼關心政治。由於沒有公共場所．執政者就沒有機會向民眾發表演說，表達自己的執政理念，讓民眾瞭解和進行辯論。民眾也很難充分張揚自己的權力和個性。這就制約了民主政治的發展，使古代「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原始民主制度很難延續下來。這與古希臘地處地中海商業發達的情況剛好相反。

 【希臘的地理環境與中國幾乎完全相反。希臘地理環境的第一個特點是開放性。希臘是個半島，看希臘地圖，給人留下第一個印象的是它的海岸線之長。除了北部，這個半島的其他任何地方距海邊都不過五十公里，海岸天然良港密佈，航海條件得天獨厚。用顧准的話來說，「這種條件幾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都不具備的」。第二個特點是土地非常貧瘠。希臘多山，土壤裡有很多石塊和沙礫，不利於農業耕作。所以古希臘作家、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說希臘「一生下來就是由貧窮哺育的」。這種地理環境的不同，決定了中國文明和希臘文明的區別。--張宏傑：《簡讀中國史》】

希臘海上貿易發達  民眾喜歡交流信息

　　古希臘由於海上交通的發達，商業的繁榮，人群都集中於城邦，形成了獨特的市民社會。人們都喜歡集中在城市的廣場等公共場所，交流商業信息，議論時政，而建立在這種市民社會基礎上的政治結構，是由公民經過激烈的辯論之後來選出城邦的管理者，從而能夠推動民主政治的發展。可是古代中國人追求財富的手段只能是發展農業生產，而不會是經商。商業的不發達，使中國難以產生獨特的城邦市民社會，難以產生信息透明、有充分民意表達和爭論的公共場所。因此，就很難導致民主政治發展，卻為強權和專制培育了深厚的社會土壤。大禹之後，啟之所以能夠廢除部落聯盟的選舉制度而行王權世襲，並取得成功，就是因為當時中國缺乏一個強大的城邦市民社會，缺乏民主、共和政治廣泛的社會基礎。啟無須考慮民眾的意願，而只要用武力征服別的部落首領就行了。

 　　而且，在遠古農業生產工具極不發達的情況下，生產的效率很低，所以當時社會的物質成果很貧乏，很難滿足統治者維持國家機器運轉和奢侈生活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發動戰爭，征服別的部落，奪取生存資源，是統治者的一件大事。而且，與進行商業運輸成本高昂相反，陸地上發動戰爭卻很容易，只要將別的部落打敗，就可以得到許多好處，比經商容易。所以通過戰爭使別的部落臣服，然後納貢，這是獲得生存數據的最快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因此遠古社會各個部落之間的戰爭頻繁。

 　　但是戰爭帶來的只能是強權和暴力。史載夏朝建立之後的400年間，發動了大大小小數百次戰爭，如伐有扈，伐蒙山，伐有施、克有緡等等，諸侯商湯不履行貢職，夏桀乃「召湯而囚之於夏台「。史載夏王國先後征服的異姓部落有防風氏、陶唐氏、有穹氏、昆吾、薛、任、施等大大小小上百個部落，這些被征服的部落必須定期人夏都朝覲夏王，進貢本部落出產的物品。《左傳．宣公三年》說：「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枚。」又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可見夏土朝與臣服的部落諸侯之間，存在一種納貢制度。這既是部落諸侯向夏王朝臣服效忠的標誌，也是夏王朝奪取生存資源、維持其統治的重要手段。這種物質上的利益爭奪，是遠古社會統治者發動戰爭的主要動機，也是遠古中國社會由「群龍無首」向「群龍有首」轉變的主要原因之一。

 　　地理環境制約了古代中國商業的發達，使古代只能以農業小生產為主要生存方式。而農業生產與水利的關係極為密切。古代中國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建設，需要把人們有效地組織起來，統一指揮，這就為專制的出現創造了條件。這種內陸文明的形式，是古希臘社會所沒有的。所以，古代中國的文明與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文明一樣，都沒有發展成為成熟的民主政治，只有古希臘、羅馬社會是一個特殊的例子，是地中海的商業造成了古希臘城邦民主政治的模式。

農業文明與宗法世襲制度

 　　特別要提到的是中國古代以家族血緣為基礎的宗法世襲制度的產生，也是與中國古代內陸的農業文明相聯繫的。因為從事農業生產與經商不一樣，經商需要四處奔波，需要獨立承擔市場的風險，需要高度的自主性和獨立思考，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利潤。不論是誰，就是父母長輩，都無法左右商人的判斷。對商人來說，賺錢盈利是最高目標，只要有利可圖，他們就會全力以赴。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很難產生唯長輩之命是從的宗法倫理關係，無法產生家族血緣的禮儀綱紀。 

　　可是從事農業生產在古代自給自足的情況下，並不承擔市場的風險，只要一家人努力勞動自給自足就是了。而且農業不需要四處奔走，不需要面對市場的競爭，需要的是建立一個和諧的家庭關係，上下長幼有序，孝敬贍養老人，遵守長輩的教導，祭祀祖先。在這樣一種社會環境裡，統治者很容易把家國相聯繫，把孝敬老人和忠於國家（即忠於統治者）緊緊相連。於是「親親」和「尊尊」很容易成為農業社會的道德倫理規範。統治者很容易通過祭祀、喪葬、婚冠、賓客、占卜等各種札典，將家族組織的模式移植到國家組織之中，建構出一個以「忠」、「孝」為本的，以姓氏血緣關係為主軸的家天下的統治權力機構，使家族強權暴力與國家強權暴力融為一體。「大人世及以為禮」，國家政治結構中血緣家族制度與國家組織結構的這種融合，導致家、國合一，國與家不分的結果，家之「禮」即國之」法」。逾越了「禮」，不服從家長和君主的管制，便是破壞了國家的政治秩序，就會受到刑法的懲罰。這是中國古代政治的一個顯著的特點。

 

民主自由名言

 ◎如果我們過于爽快地承認失敗，就可能使自己發覺不了我們非常接近于正確。

◎真正的無知不是知識的缺乏，而是拒絕獲取知識。

◎企圖締造人間天堂的結果無一例外造成人間地獄，它導致不寬容。

◎每一個人只有為自己可選擇的志業而犧牲的權利，但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去鼓勵別人為一個理想而犧牲。

--卡爾．波普爾

在後極權制度下，與意識形態一樣，法典是一種藉口，把權力行使的卑劣過程掩飾在法律的尊嚴的袈裟裏，給人一種愉快的幻覺：正義得到伸張，社會受到保護，權力運作有客觀的規章制度可循，這一切都是為了掩蓋後極權制度法律實踐的實質：對社會實行全面控制操縱。—哈維爾《無權者的權力》

孔子緣何復古：小國寡民才是人情社會

周制是一個小共同體時代，當時的封國並不大，也就幾千人或幾萬人，裡面再分封，每個人具體生活的小社會可能就幾百人，就像今天一個大村子那樣的規模。

這樣的社會，誠信度往往比較高。為什麼呢？用秦暉先生的話來說，從「經濟人的理性」角度來考慮，在這樣的社會裡，人與人之間都有或遠或近的親戚關係，都「知根知底」。所有人都要長期地、反覆地打交道，也就是所謂的「反覆博弈」。人們當然不會選擇一錘子買賣，而是會將「誠信」作為處世的基本原則。

所謂小共同體，其實就是這樣一個大村莊，民風自然很淳樸。所以儒家才得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結論。

而變成了一個大共同體後，中國就從血緣社會變成了「陌生人社會」。陌生人社會裡，人和人之間都是一次性博弈，就是「一錘子買賣」。

所以孔子不光主張文化上要回到過去，連政治結構也要全面回歸小共同體時代，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恢復到周初那個一千七百多個小國並立的狀態。這就和老子的主張不謀而合了。孔子和老子都喜歡小國寡民的狀態，道理很簡單：只有幾千人口的小國，才能形成一個「熟人社會」，才能像一個大家庭，才能讓「民德歸厚」。

在西方文化中，小共同體的傳統一直很深。且不說希臘城邦是自治的，羅馬帝國結構中也保留了大量自治成分，歐洲中世紀的莊園也是小共同體，有自己的法庭，能解決自己的內部問題。中世紀後期出現的自治城市，更是現代西方民主的重要起源。

西方君主專制仍保留自治傳統

這造成了西歐近代大共同體即集權國家和中國式中央集權的不同：歐洲集權國家是在議會、自治城市、行會等多種社會力量發育起來之後出現的，因此君主的專制權力是有限的，君主權力不僅受法律、議會的制約，也受到各社會階層、利益團體的限制。因此，雖然現在的西方國家都是大共同體，但是它們都保留了很多自治傳統。比如今天美國社會超過一半的公共事務是由民眾自我管理完成的，美國人今天仍然認為，「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因此阿夫納·格雷夫（Avner Greif）在討論西方文明成功的原因時，提出了一個基本的制度因子：西方人一直沒有失去自治能力。當小共同體能夠在現代國家的結構中保存自己的自立性和創造性時，就能促進社會的繁榮和國家的興盛。如果這種小共同體過早地被國家權力整合，社會的基本動力就消解了。因為「文明的動力歸根結底來自社會基層。當一個社會活躍著無數自治群體，每個人都參與社區事務的時候，這個社會才是健康的。當一個社會把所有權力都由高高在上的政府壟斷，這個社會注定會失去活力」。

中國的「國家鞏固發生在社會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組織起來以前」，因此君權得不到有效的約束。周秦之變後，中國社會原有的那些小自治體和小共同體被消滅了，完全被官僚體系取代。正如同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描寫法國專制王權時期一樣，「中央集權下官僚機構的行政活動取代了地方民眾的公共生活」，社會因此沙漠化。事實證明，這不利於一種文明和一個社會持續保持活力。

周秦之變：從「子為父隱」到「大義滅親」

 

秦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朝，它取代了存在時間長達近800年的周朝。這就是「周秦之變」。在周秦之變以前，中國社會秩序的最高原則是血緣原則：家大於國。周代的社會是一個血緣社會，周王把自己的親人分封到各地，他的親人又在自己的小國之內，再進行層層分封。這樣分封的結果是，周代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大家族當中，效忠於自己的家族，比效忠國家重要。

儒家認為，血緣是至高無上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而且給父親報仇，是絕對正確的，別管對方是國君還是什麼，因為「父高於君」。提倡「父高於君」，正是為了阻止國家權力向家族內部延伸。所謂「忠孝不能兩全」是後世的觀念，先秦人是沒有這個矛盾的。

小共同體：小國寡民

周秦之變的第一個層次，就是從小共同體變成大共同體。什麼叫小共同體？就是老子說的「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帝王世紀》說，夏商之際，天下1800方國，那麼按當時的總人口來看，每個方國平均人口不過1300人。

 為什麼老死不相往來呢？因為各國在經濟上是自給自足的，不用往來。縱向呢？當時社會上當然有等級結構，最上面是周天子，然後是諸侯，然後是卿，然後是士。雖然整齊有序，但是這種結構不像後來的官僚結構那樣能「一竿子插到底」。為什麼呢？因為和中世紀歐洲一樣，「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附庸的附庸也不是我的附庸」。每個人只對他的直接上級負責，不對上級的上級負責。

齊國有一個權臣叫崔杼，他派手下去刺殺他的國君齊莊公。如果故事發生在秦代以後，崔杼這個手下的行為肯定是大逆不道的，因為任何人都是國君的臣子，但是春秋時代的人們並不這樣想。齊莊公看到崔杼的部下，說求求你，不要殺掉我啊。崔杼的部下說，對不起，我不是你的臣子，我是崔杼的臣子，我只聽崔杼的話，「不知二命」。你要有命令，請和崔杼說，和我說不著；我只忠於崔杼，所以必須殺掉你。

小共同體更在乎民眾

在這些小共同體中，各地諸侯大夫的權力是世襲的，不是上面的天子或者國君賜予的，因此也不能被他們剝奪。統治者的經濟來源是自己領地的收入，而不是上一級給的工資。他們很在乎是否獲得本地民眾的支持，制定措施要考慮民眾的感受，剝削和壓迫必須有一定限度。

因此，在這種社會結構中，自上而下的社會控制力也是很差的。上一級的命令只能到達自己的下一級，而無法穿透一層層的層級結構直接到達社會最底層。與此同時，小共同體社會的信息傳遞效率是很差的，周天子會瞭解諸侯國的一些大體情況，但很難掌握具體情況，至於諸侯國下面各個卿大夫領地的情況，他更是完全不瞭解。他想知道全天下一共有多少人口，直接從老百姓那裡收稅，是很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換句話說，這樣的社會，汲取能力很有限。因此，這種小共同體的結構顯然不利於國家集權，也不利於國家汲取社會資源，統一指揮來辦大事。

所以周制的社會結構就像是大船中有一個又一個的隔水艙，雖然同處一條大船，但這些隔水艙彼此是相對獨立的。周秦之變的內容，就是國家權力打破層層限制，把小隔水艙全部打通，把一個個小共同體連接成了一個大共同體。

大共同體：封地成了郡縣

首先，各國諸侯國不存在了，貴族階層被整體消滅了，六國貴族活下來的都被遷到了首都，不再有封地了。原來的封地全部變成郡縣，由皇帝派地方官管理。

地方官治理的邏輯和世襲貴族是不一樣的，他們的權力和地位完全來自皇帝，所以他們唯皇帝之命是聽，不在乎被他們統治的老百姓對他們怎麼看，因為他們是「流官」，干幾年就走。皇帝的命令因此很容易直接貫徹到社會最底層，想要收多少稅，馬上就能收上來；想要調動多少人修長城，馬上就能調動起來，不必管百姓的死活。所以，秦朝和漢朝出現了許多「酷吏」。

【點評：中國現在的官員也是這樣，權力地位來自上級，他們更看重能否完成上級之命，能否做得更好而得到賞識而升官，而不在乎被他們統治的老百姓怎麼看。所以但凡中央出一個政策，中央要求做到一，省裏會做到二，市裏做到二，縣裏做到三，甚至四，層層加碼。下面做事的人都是酷吏。】

接下來，秦始皇又對民間的家族制度動手：貴族雖然沒有了，但是血緣家族仍然是有效的民間組織形式，人們如果忠於家族，就會妨礙他忠於國家。所以秦代和漢代都鼓勵老百姓分家，甚至強迫老百姓分家。規定「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為禁」，就是說姓一個姓的不能住在一個地方，家裡有兩個成年男人就必須分成兩家，父子或者兄弟倆不能住在同一個房間。這樣做的目的當然就是強制解散大家庭，把一夫一婦的個體家庭作為最基本的社會細胞。這樣民眾就原子化了，變成由最高統治者直接控制的「編戶齊民」。

在周秦之變後，小共同體社會變成了大共同體社會，導致中國人的生存邏輯發生改變。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社會價值就從「父高於君」，變成了「君高於父」，人們要忠於國家，而不是忠於自己的家族。民眾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心裡不能有其他，只能有君主的新準則，就是所謂的「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舉國上下，皆以君主之是非為是非，以君主的利益為利益。

所以在秦代之後，中國人開始推崇另一種價值，叫「捨小家顧大家」，叫「大義滅親」，叫「忠孝不能兩全」。不管皇帝怎麼對待自己的臣民，臣民都不能反抗。

法家：把民眾當成君主的工具

 

 法家是作為周代禮樂文化的反叛者出現的。禮樂文化追求的是典雅、寬容、仁愛、穩定，這種文化性格適合和平年代，在生死存亡的戰爭年代就顯得刻板、遲鈍和顢頇。相比之下，法家文化直接、痛快、高效。法家推崇制度理性，要用制度而不是道德來解決問題，這個思路應該說比儒家更為高明。

 

精於算計  高效殘忍

然而法家文化是有嚴重缺陷的，它精於算計而不擇手段，雖然高效但是殘忍。主導楚國變法的名將吳起在政治上的崛起，就是通過著名的「殺妻求將」來達成的。《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

 

法家學派的另一個嚴重問題，是它的思考完全圍繞著「君主利益」這個圓心，而不顧及其他階層的利益。因此法家變法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民眾當成君主的工具，通過嚴刑峻法，把百姓都變成亦兵亦農的斯巴達式戰士，把國家改造成一架高效的戰爭機器。

 法家和儒家的思維方式在很多方面是針鋒相對、完全相反的〔見表〕。

法家與儒家針鋒相對
	儒家	法家
國家主體	民眾是國家主體，民為邦本	君主是國家主體
民心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韓非子：「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
財產	孟子：「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商鞅：「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民資重於身，而偏托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
禮義	「倉廩實而知禮節」	「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
知識分子	選賢與能	「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求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商君書·去強》提出要「以奸民治」：「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用有良心的人去治理奸惡之徒，這個國家必亂。用奸惡之人去壓制那些有良心的人，國家才能強。

用黑惡勢力統治民眾

換句話說，就是要用黑惡勢力來統治民眾，讓民眾屈從於流氓統治，接受任何不合理的現狀，這樣民眾才能越來越懦弱，越來越屈從強權。

 

韓非子認為，人性本惡，百姓自私自利而且愚蠢，所以最高統治者不能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三樣東西：法、術、勢。「以法刑人，以勢壓人，以術馭人。」

 

所謂「法」，就是指嚴刑峻法，嚴酷地對待百姓，運用好賞罰這個利益槓桿：不聽話的，狠狠打擊；賣命的，就給高官厚祿。所謂「術」，就是權術。韓非子說：「君以計蓄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皇帝出於算計，任用大臣。大臣們也是出於算計，才給皇帝服務。所以皇帝和大臣的關係，就是相互算計的關係。君臣之間，「一日百戰」，一天需要玩100次心眼，因此皇帝一定要精於權術。所謂勢，就是嚴刑峻法造成的一種威勢，一種恐怖氣氛。這樣就可調動起所有社會資源，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中國文明的基本性格：血緣家族和祖先崇拜

 

在距今7000年的西安姜寨新石器遺址，所有房門都開向廣場—家族集會和祭祀的地方。在公共墓地裏，沒有夫妻合葬墓，每個人都是單獨地按輩份的高低和血緣關係的遠近以及死亡的先後順序埋在墓地裏。

有人說，中國人的宗教是儒教，而儒教的核心是孝道，是「慎終追遠」「無後為大」。語言學家研究統計，世界上主要的民族的語言中，關於親屬的稱謂有25個詞左右，但漢語中有多少個呢？350個。與父親同輩的男性，英語只用一個uncle就打發了，而漢語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姨父5種稱謂。英語中cousin這個詞，在漢語中要用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這8個詞才能表達。這正說明血緣關係在中國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直到明清，太廟仍然建在離皇宮最近的位置上。在中國南方，一個村子中心最精美的建築基本都是宗祠。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認為人死後會上天堂或者下地獄，佛教認為人死後會進入六道輪迴，但是中國古人認為人死後會去陰間，並且永遠生活在那裏。每年節日，中國人都要去上墳，給祖先寄去紙錢。絕後有什麼可怕之處呢？那就是在陰間沒有人給上墳燒紙，會沒有錢用。

祖先崇拜是由鬼魂信仰發展而來

祖先崇拜是由鬼魂信仰發展而來的。鬼魂信仰的內容大致有三：一是相信人死以後靈魂不滅；二是認為靈魂有超人的能力，足令生者畏之，但也能依賴之；三是也有一個類似人間社會的鬼魂世界。

【評價：祖先崇拜除了祈福，也有禳災的作用。甲骨文中大量的避禍、乞福、祈雨、求年等卜辭，都是殷人將生活中遇到的方方面面問題均求助於祖先神，希望得到祖先神的佑助，亦或間接地通過祖神向上天表達願望，以求得到保護。今天，隨着宗法制度的結束。祖先崇拜中親情懷念、情感寄託的色彩逐漸濃厚。】

 新石器時代後期，部落規模愈來愈大，從原來的幾十人變成了幾千人，這樣，祖先崇拜就顯得愈來愈重要，因為它能形成凝聚力，讓部落裏的人團結在一起。

 這些原始國家都是以供奉祖先的宗廟為中心建立起來的，而且它們的政治結構也都是血緣結構。誰是輩份最高的家長，誰就是首領，原始國家內部的關係完全是由血緣的遠近親疏決定，與家長血緣關係近的人，就處於社會的上層，距離遠的人，就處於社會下層。

 夏商周三代的城市遺址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宗廟都位於國都的絕對中心。而且興建都城時，第一位要考慮的是宗廟。或者換句話說：建都，首先是為了祭祀祖先。《禮記．曲禮》說：「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

中國古代的爵位有「公」「侯」「伯」「子」「男」，這些其實都是起源於家族內部的稱呼：「公」是指長輩，自然地位最高，「伯」是兄長，次之，「子」「男」是晚輩，所以屬於低級爵位。

 中國上古時期的玉文化非常發達，玉器用來祭祀。在中國商周時代，人們費心費力地製造出大量精美的青銅器，主要是用來祭祀祖先。

農業文明 vs 商業文明

中國文明從根上就是農業文明、定居文明。定居文明中，人們的生活方式不過是對上一代的重複，老年人的經驗和智慧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他們知道什麼時候發洪水，什麼時候播種。所以我們說：「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在農業社會，老年人是永遠的權威，一切社會資源都掌握在老年人手裏，老年人對家族的支配是終身制的，年齡越大，輩份越高，發言權就越大。所以中國社會是一個「尚老社會」，與「老」有關的一切詞都是好的：「老實」「老練」「少年老成」「老闆」「老總」……都有成熟、穩重、德高望重的意思。

而商業文明則不同，以希臘為例。希臘人到海上去做生意，把自己生產的橄欖油、葡萄酒和羊毛賣到別的國家，把別的國家的糧食運回來。海上貿易和定居農業這兩種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大海顯然是年輕人的天下。因為大海充滿危險，一次遠航要用時數月，與風濤搏鬥，這是老年人做不到的。在希臘傳說中，我們讀到更多的是對青春、活力的讚美。希臘雕塑歌頌的多是青春、健美的人體，因為希臘人崇尚展示青春和力量的體育運動。這種航海的商業活動更重要的一個作用是打散了血緣紐帶。大規模的航海活動，不可能是一個家族的男女老幼上一條船，只能是各家的年輕人上一條船，在這條船上，人與人之間是平等關係，而不是長幼尊卑的關係。所以一般來講，在古代希臘，兒子成年後，父親就會承認他的平等地位。

【評價：在商業社會中，人們的社會地位由財產和能力決定，而不是血緣決定。】

為何西方今日沒有祖先崇拜

其他發達文明在氏族制度解體時，通常打破了祖先崇拜觀念，轉求於與人類建立了契約的上帝，或者其他宗教。中國雖然也屬於擁有發達文明的國家，卻沒有突破血緣社會的瓶頸，而是停留在祖先崇拜階段。 

這是因為其他發達文明在氏族制度解體時，通常打破了祖先崇拜觀念，轉求於與人類建立了契約的上帝，或者其他宗教。中國雖然也屬於擁有發達文明的國家，卻沒有突破血緣社會的瓶頸，而是停留在祖先崇拜階段。

 【評價：中國距離基督教的發源地之間有一片廣袤的沙漠，沙漠裏人跡罕至，這給基督教的傳播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古代中國為何擺脫不了治亂循環：官逼民反

 

古代中國為何擺脫不了治亂循環：官逼民反

張宏傑在書中寫道：「中國一個王朝建立一二百年後，就會『官逼民反』，出現農民起義，不久被另一個新興王朝取代，如此循環不已。」張宏傑給出的解釋是：「最基本的原因是郡縣制下，政府的汲取能力空前提高，而這種汲取能力缺乏有效的制約，通常很快就會超過社會的承受能力，導致社會的崩潰。」

中國傳統史書將此歸為皇帝「失德」，從而失去了統治合法性，正如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說：「歷代創業之主，多半來自民間，習知民間疾苦，社會情偽。他自己天資又極高，明白如何自處如何處人之道，自然不生問題。及至傳了幾代下來，天資浸已平庸，又生於深宮，長於婦人女子之手，於外邊問題一切隔膜。甚至如晉惠帝問告歉歲者說『胡不食肉糜』之類，這時雖有諫官講官亦無所用。」但這解釋不了為什麼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沒有中國這種規律性現象，比如日本天皇萬世一系，英國「威廉征服」以後直到今天，血統上也是一直延續的。事實上，世界上只有中國和受中國文化影響極深的越南和朝鮮，出現過周期性的「農民起義」導致改朝換代的現象。在中國範圍之內，也只有漢文化地區才有此類現象，西藏地區和大部分土司統治地區，都沒有周期性的所謂「農民起義」或者「農奴起義」現象。

第二種解釋是氣候原因。說中國歷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因為遇到了像「小冰河期」之類的氣候災變。有的時候，中原赤地千里，或者洪水遍地，民眾沒有飯吃，只好起來造反。另一些時候，草原雪災嚴重，牲畜大量死亡，遊牧民族策馬南下，搶得順手，就推翻了中原王朝。

但是這個解釋實際上也是講不通的。秦暉先生說，氣候變化應該是全球性的，然而西方歷史上的盛衰與中國傳統時代的治亂卻明顯並不同步。中國兩漢之際大亂時，西方卻正值繁榮的「羅馬和平」。西方於六七世紀之交發生第一次鼠疫大災難時，中國正值「貞觀之治」。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麼解釋這些相反的事實？中國歷史上一二百年就有一次大亂，難道唯獨中國歷史上每隔一兩百年就出現一次小冰河期嗎？

還有一種解釋則是周期性的「土地兼併」惹的禍。我記得我以前在學校讀歷史時，老師就是持此觀點。每個王朝建立之初，因為農民戰爭消滅了大量地主和人口，所以有大量無主土地分配。但是每到王朝中後期，因為貧富分化，人口增長，但土地沒有增長，又會出現嚴重的土地兼併，大部分土地都被少數地主佔去了，所以貧民只能給地主做佃戶。而這些地主又把農民壓迫得走投無路，農民們只好走上反抗的道路。等到農民戰爭結束後，土地又一次相對平均，這就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治亂周期循環。但是近些年歷史研究比較充分地證明，傳統時代的中國並不存在嚴重的土地分配不均問題。比如，自從隋唐以後，關中幾乎就成了一個自耕農的世界，土地極為分散，地主非常少，大部分土地掌握在自耕農手中，不論是王朝初期，還是王朝後期，基本都是這樣。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國近代通史》指出，在整個清代存在「土地兼併」與「土地分散」兩個同時發生的過程，一方面當然有人因為致富多買土地，由農民上升為地主。但同時，富人也不斷分家，由大地主變成小地主再到自耕農，也就是所謂的「富不過三代」。所以清代初期、中期和後期，土地集中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地主階級手中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趨勢並不存在。

不看土地集中現象，僅看農民起義現象本身，就會發現「地主和失地農民的矛盾」導致農民起義的邏輯其實也不能成立。比如明代後期，北方基本上是以自耕民為主，南方則是佃戶居多，南方的大地主基本把土地租給佃戶去種。那麼按理在明末，應該是南方階級矛盾更激烈，農民起義更多，然而事實是明末的農民起義基本集中在北方，南方極少。

在歷史記載中也找不到佃戶以起義的方式反抗地主的證據，隨處可見的倒是農民起義反抗政府的材料。所以，中國歷史上絕大部分農民起義，反映出的是農民與政府的矛盾，而不是農民與地主的矛盾，張宏傑的觀點是對的。歷代農民起義，都是農民起來造官僚體系的反，造國家機器的反，而不是造地主階級的反。《中國近代通史》也認為，真正導致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謂的土地兼併，「真正侵蝕王朝肌體、造成王朝衰敗的，其實正是凌駕於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節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級官府」。

所以中國史書中並沒有「主逼佃反」這個詞，而只有「官逼民反」。陳勝、吳廣為什麼起義呢？因為他們因大雨被困大澤鄉，不能按時完成官派勞役，按秦律當斬，不造反就只有死，「等死，死國可乎？」。李自成時代的口號是「迎闖王，不納糧」，這個不納糧的「糧」，並不是給地主交租子，而是指給政府交的稅賦，即所謂「皇糧國稅」，明末的三餉（遼餉、剿餉、練餉）超過明朝正當稅收的一倍以上，一般農民常常是傾家蕩產，也交不完這些「皇糧國稅」，淪為流民、飢民，為了不被餓死（甚至不被別的飢民吃了），就只好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