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的萌芽時期，古希臘與中國古代差別並不是太大。當時希臘和中國社會都是由血緣部落所組成，都是氏族社會。氏族成員都有權對部落的事務發表意見的。事實上，在中國遠古的部落時代，在中國遠古的部落時代，也有民選賢能的民主形式，在堯、舜時代，也有各個部落組成的部落聯盟大會，以選出部落聯盟首，同時討論和決定部落聯盟的一些事務。中國古代沒有向古希臘、古羅馬那樣比較成熟的民主、共和社會轉變，反而最後發展到君主專制的社會。這其中的原因在哪裏呢？
由於歷史資料的缺乏，人們今天很難真正弄清楚其中的原因，但是中國古代的地理環境，應該是中國沒有走向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在世界古文明中，只有中國與其他文明的隔絕程度是最高的。中國的西南面和西面，是一系列世界上最高的山脈；東面，是浩瀚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是沙漠和大草原。而中國人還嫌這種隔絕程度不夠，後來在北邊又築起了一道萬里長城，以加強與外部世界的隔絕程度。這種隔絕是很有效的，所以玄奘要去一次印度，得走上十來年；甘羅出使羅馬帝國，也是無功而返。--張宏傑：《簡讀中國史》】
中國是農業國 海上貿易不發達
【其次，人類四大古文明都興起於大河流域，這說明灌溉農業對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而黃河流域在四個大河流域中是條件最好的，因為黃土的結構疏鬆，天然適於農耕，人們僅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開闢大面積耕地。
所以，與世隔絕讓中國古人只能在內陸以農業謀生。優良的灌溉條件和土壤條件又讓他們安於農業。中國海上貿易本就不發達，另外，中國境內主要大河的流向是自西向東的，這種自然環境很難激發地區間貿易的發展，因為它們流經的緯度相同，故而自然資源基本相似。缺少大範圍貿易網絡也可以用自然資源分佈的廣泛性來解釋，各地日常生活都可自給自足，沒有必要進行貿易。陸地上經商運輸成本很高，大規模地運輸商品在交通、信息都不發達的古代難以進行。--張宏傑：《簡讀中國史》】
這種隔絕的後果是，古代中國人只能在內陸以農業謀生，而不能以經商為生。海上貿易的不發達，使商業競爭和信息的交流受到限制。因為陸地上經商運輸成本很高，大規模地運輸商品在交通、信息都不發達的古代難以進行。所以當時的古人只能以農業為主要生存方式。從事農耕是分散經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需要信息交流，不需要爭論，不需要話語權，只需要和諧和安寧，所以不需要公共場所。人們只關心天氣和收成，不那麼關心政治。由於沒有公共場所．執政者就沒有機會向民眾發表演說，表達自己的執政理念，讓民眾瞭解和進行辯論。民眾也很難充分張揚自己的權力和個性。這就制約了民主政治的發展，使古代「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原始民主制度很難延續下來。這與古希臘地處地中海商業發達的情況剛好相反。
【希臘的地理環境與中國幾乎完全相反。希臘地理環境的第一個特點是開放性。希臘是個半島，看希臘地圖，給人留下第一個印象的是它的海岸線之長。除了北部，這個半島的其他任何地方距海邊都不過五十公里，海岸天然良港密佈，航海條件得天獨厚。用顧准的話來說，「這種條件幾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都不具備的」。第二個特點是土地非常貧瘠。希臘多山，土壤裡有很多石塊和沙礫，不利於農業耕作。所以古希臘作家、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說希臘「一生下來就是由貧窮哺育的」。這種地理環境的不同，決定了中國文明和希臘文明的區別。--張宏傑：《簡讀中國史》】
希臘海上貿易發達
民眾喜歡交流信息
古希臘由於海上交通的發達，商業的繁榮，人群都集中於城邦，形成了獨特的市民社會。人們都喜歡集中在城市的廣場等公共場所，交流商業信息，議論時政，而建立在這種市民社會基礎上的政治結構，是由公民經過激烈的辯論之後來選出城邦的管理者，從而能夠推動民主政治的發展。可是古代中國人追求財富的手段只能是發展農業生產，而不會是經商。商業的不發達，使中國難以產生獨特的城邦市民社會，難以產生信息透明、有充分民意表達和爭論的公共場所。因此，就很難導致民主政治發展，卻為強權和專制培育了深厚的社會土壤。大禹之後，啟之所以能夠廢除部落聯盟的選舉制度而行王權世襲，並取得成功，就是因為當時中國缺乏一個強大的城邦市民社會，缺乏民主、共和政治廣泛的社會基礎。啟無須考慮民眾的意願，而只要用武力征服別的部落首領就行了。
而且，在遠古農業生產工具極不發達的情況下，生產的效率很低，所以當時社會的物質成果很貧乏，很難滿足統治者維持國家機器運轉和奢侈生活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發動戰爭，征服別的部落，奪取生存資源，是統治者的一件大事。而且，與進行商業運輸成本高昂相反，陸地上發動戰爭卻很容易，只要將別的部落打敗，就可以得到許多好處，比經商容易。所以通過戰爭使別的部落臣服，然後納貢，這是獲得生存數據的最快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因此遠古社會各個部落之間的戰爭頻繁。
但是戰爭帶來的只能是強權和暴力。史載夏朝建立之後的400年間，發動了大大小小數百次戰爭，如伐有扈，伐蒙山，伐有施、克有緡等等，諸侯商湯不履行貢職，夏桀乃「召湯而囚之於夏台「。史載夏王國先後征服的異姓部落有防風氏、陶唐氏、有穹氏、昆吾、薛、任、施等大大小小上百個部落，這些被征服的部落必須定期人夏都朝覲夏王，進貢本部落出產的物品。《左傳．宣公三年》說：「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枚。」又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可見夏土朝與臣服的部落諸侯之間，存在一種納貢制度。這既是部落諸侯向夏王朝臣服效忠的標誌，也是夏王朝奪取生存資源、維持其統治的重要手段。這種物質上的利益爭奪，是遠古社會統治者發動戰爭的主要動機，也是遠古中國社會由「群龍無首」向「群龍有首」轉變的主要原因之一。
地理環境制約了古代中國商業的發達，使古代只能以農業小生產為主要生存方式。而農業生產與水利的關係極為密切。古代中國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建設，需要把人們有效地組織起來，統一指揮，這就為專制的出現創造了條件。這種內陸文明的形式，是古希臘社會所沒有的。所以，古代中國的文明與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文明一樣，都沒有發展成為成熟的民主政治，只有古希臘、羅馬社會是一個特殊的例子，是地中海的商業造成了古希臘城邦民主政治的模式。
農業文明與宗法世襲制度
特別要提到的是中國古代以家族血緣為基礎的宗法世襲制度的產生，也是與中國古代內陸的農業文明相聯繫的。因為從事農業生產與經商不一樣，經商需要四處奔波，需要獨立承擔市場的風險，需要高度的自主性和獨立思考，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利潤。不論是誰，就是父母長輩，都無法左右商人的判斷。對商人來說，賺錢盈利是最高目標，只要有利可圖，他們就會全力以赴。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很難產生唯長輩之命是從的宗法倫理關係，無法產生家族血緣的禮儀綱紀。
可是從事農業生產在古代自給自足的情況下，並不承擔市場的風險，只要一家人努力勞動自給自足就是了。而且農業不需要四處奔走，不需要面對市場的競爭，需要的是建立一個和諧的家庭關係，上下長幼有序，孝敬贍養老人，遵守長輩的教導，祭祀祖先。在這樣一種社會環境裡，統治者很容易把家國相聯繫，把孝敬老人和忠於國家（即忠於統治者）緊緊相連。於是「親親」和「尊尊」很容易成為農業社會的道德倫理規範。統治者很容易通過祭祀、喪葬、婚冠、賓客、占卜等各種札典，將家族組織的模式移植到國家組織之中，建構出一個以「忠」、「孝」為本的，以姓氏血緣關係為主軸的家天下的統治權力機構，使家族強權暴力與國家強權暴力融為一體。「大人世及以為禮」，國家政治結構中血緣家族制度與國家組織結構的這種融合，導致家、國合一，國與家不分的結果，家之「禮」即國之」法」。逾越了「禮」，不服從家長和君主的管制，便是破壞了國家的政治秩序，就會受到刑法的懲罰。這是中國古代政治的一個顯著的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