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复制的魏晋风度

 

不可复制的魏晋风度

 

　　在整个士族社会阶段，魏晋的精神风貌最为特殊。魏晋士人的精神风骨，在从秦朝到晚清几千年间，独一无二，空前绝后。

　　他们公然蔑视礼法，阮籍当众放言：“礼岂为我辈设也”！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出这样大逆不道之言：“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他们中的很多人视仕途为污秽之地，在权力面前表现出的傲慢令人吃惊：为拒做官，秘康忍痛与山涛绝交；为拒权贵，阮籍曾一醉六十余日。《晋书·王羲之传》说，“王羲之既少年时期就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招他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吏部尚书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还是频招，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传统中国社会以功名利禄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衡量体系在魏晋时代坍塌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晋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春秋战国时代高度相似。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世家大族对皇权形成强大的牵制，以至于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在这种情况下，铁桶一般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被打破了，许多旧门士人凭借门第资本，不再对权力俯首帖耳。

　　政治权威的崩溃，意味着儒学也不再是唯一价值体系，士人们的头脑挣脱了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樊篱，思想文化领域获得了一次空前的解放。魏晋士人对庄子和佛学的兴趣头一次超过了儒家经典，由此导致了玄学的兴起。

　　哲学是非功利的产物。魏晋时代，南渡的士人之中，流行着一种时髦的活动，叫做“清谈”。其形式类似于现在的辩论会，人们挑选一个清幽安静的场所，比如园林重屋之中，或者山水之畔，坐在胡床之上，铺开棋子方褥，靠着斑丝隐囊，手拿麈尾（和拂尘差不多）娓娓而谈。他们激烈地辩论人究竟该怎样活才算快乐？究竟什么样的人格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如何协调个体和社会、“自然”和“名教”的关系？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数日不休。

　　魏晋士人思考的结论是，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物质得失，也不在于把活生生的生命去做僵硬的伦理教条的注解，而是在于心的自在，真性情的释放。

　　“竹林七贤”就是这股思潮的典型代表。这个文人群体优游于山林之间，以纵酒谈玄、放任洒脱著称。他们人品各异，观点有别，人生际遇更不相同。但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为人活着应该不受“名教”的约束，而应该向自我、人性、真情回归。他们主“我”重“情”，特别强调一个“真”字。（张宏杰）

 

信息来源：国家风尚网

魏晋南北朝动乱不断 士族是最大推手

魏晋南北朝动乱不断  士族是最大推手

 

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郡县制度，终结了贵族政治，对社会实现了强有力的控制。在秦代和汉代前期，皇权通过官僚系统如臂使指地直达社会基层。但是皇权的控制力不久就遇到了地方豪强大族的重大挑战。到了汉帝国中后期，一个重大的制度漏洞导致地方势力死灰复燃，一部分民众从政府的控制下逃离，被豪强大族控制。这样，中央的力量大为削弱，最终导致三国分立。整个社会也进入“士族时代”，也就是“半贵族社会”。这个漏洞是什么呢？就是官吏选拔机制。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长期使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员。但是科举制直到隋代才发明，从汉到隋，中国主要用什么办法来选拔人才呢？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发明的“荐举制”，即地方官推荐地方上的人才给朝廷。

 

推荐人才的标准是德行，重视道德品质，所以“荐举制”又叫“举孝廉”，荐举孝顺和廉洁的人。这个制度看起来很好，提倡以德治国，但因为没有可量化的标准，“荐举”很快就被随意操纵，演变成巨大的腐败漏洞。举孝廉，使地方上的望族成为向朝堂输送「人才」的主力。他们入仕之后，便会对家族或者与之有关的家族做出回报。时间久了，这些家族便霸占了进仕之途，而这些家族就是后来的世家大族。

 

与此同时，从汉代起，官员还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很多人会主动把自己的土地“投献”给官员们，主动跑到官员家里成为“徒附”，因为交给他们的租子要少于交给官府的赋税劳役的负担。这两个因素一结合，世家大族就形成了。

 

 

各大家族世代为官，几百年兴旺不衰，来投奔的人不断增多。为了抵抗政府来追查逃亡人口，这些大田庄往往还拥有自己的武装， 东汉墓葬普遍出土的陶制庄宅模型，许多都有碉楼、高墙等防卫设施，“警设守备”，成为地方武装集团。东汉末年，有的豪族武装甚至“阻兵守界”，拒绝郡级机关委派的地方官员入境。这个非常厉害。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慢慢变成了地方大户的控制之下，中央政府就收不上税了，中央权力自然大为衰弱。

 

当中央不能控制地方的时候，国家自然分裂了，于是进入三国时代，接下来又是两晋南北朝漫长的分裂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

 

参考：张宏杰《简读中国史》

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

 

 

 

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   

 

 

太平时期，中国人口可以快速增长，轻松翻倍；但战乱时期，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减半。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口的基本特征。

 

关于古代中国人口的数据，我们以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史》为最重要依据。《中国人口史》是一个集体项目，该书综合了各种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六大卷，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比较有权威性。

 

秦始皇灭六国时，全国人口接近4000万，秦汉之际，只有1500-1800万，损失过半；

 

西汉末年，人口突破6000万，成为中国人口的第一个高峯，然而王莽之乱和东汉初的战争让人口又降到3000多万，损失过半；

 

东汉后期人口再次突破6000万，三国时期降至2300万，损失60%人口；魏晋南北朝，人口多次出现起落，北方地区在十六国期间，人口最低点只有500多万，只及原来的1/4，损失了3/4；

 

隋大业五年（609年），人口恢复到6000万。隋唐易代战争让人口再次损失超过一半，唐初中国人口只有2500万，损失60%人口；

 

唐代在安史之乱前的755年，人口增长到8000万左右，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二个高峯。安史之乱使全国的户口数从891万户锐减到大历中期（770年左右）的130万户，人口降到不足5000万，损失1/3人口；晚唐的人口峯值为6000万，五代十国时期人口只有3000万，损失一半人口；

 

南宋和金的经济恢复使13世纪初全国人口（也就是宋、金、西夏、大理等）加到一起超过了1.4亿，成为中国人口史上第三个高峰。但是宋元易代，使得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只有1000万。1290年，全国人口7500万，相比高峯期损失将近一半；元朝后期，人口9000万，元末明初只有6000万，损失1/3人口；

 

明初人口不到6000万，17世纪突破2亿，这是中国人口的第四个高峯。明清易代损失40%，清初时为1.2亿，康熙时恢复至2亿，乾隆时3亿，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创造了4.3亿的新高峰，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五个高峯，之后经历了太平天国后又损失了1亿。

 

动辄人口减半，减少几千万啊！而且就是那么十几年的工夫。

王莽和隋炀帝都只执政14年，人口就减少了超过3000万；安史之乱持续8年，唐朝人口就减少了3000万；元明易代，减少3000万；明清易代，减少8000万；太平天国13年，人口减少7000万……

如果大家不能直观感受到这些数据的惨烈，我举现代战争的例子。一战共死亡1500万，8年抗战中国死亡2050万，这是百度百科的数据。

 

然而，在冷兵器的中国古代，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代，其人口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这个程度！

 

本文摘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岳麓书社，201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