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評摘錄

 “英烈不容玷污”这句话背后隐藏的含义，就是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权。

如果历史不能被质疑，那谁能保证留下来的那唯一的声音是正确的呢？

“太子在前线，谁敢约束他呢？“ 王局这句太经典了

it is pretty fragile when compared to a closed totalitarian system. Individualism will lead to liberty, but it requires individual power to do things they ought to do, not what they want to do. After a democracy succeeds, its people become complacent and tend to abuse their freedom into populism. Then, the outcome of democracy becomes short-sighted and expedient. People then become less tolerant of the successful minority, and too many will be willing to play the victimhood of the deprived minority. The "allocate on merit" becomes "allocate on demand."

與封閉的極權主義體系相比，它是相當脆弱的。個人主義會帶來自由，但它需要個人的力量去做他們應該做的事，而不是他們想做的事。民主制度取得成功後，人民就會變得自滿，並傾向濫用自由進行民粹主義。那麼，民主的結果就會變得短視和權宜之計。人們對成功的少數人的寬容度就會降低，太多人會願意扮演貧困少數人的受害者。 「按功分配」變成「按需分配」。

．中美冷戰

未來中美之間會爆發新冷戰麼？基辛格認為不會，沈志華認為也不會，他們的共同觀點，都是中美之間的分歧是利益之爭，既然是利期，就可以談判，可以讓渡。更重要的是，中美雙方已處於同一個世界，他們之間只會在競爭和合作之間徘徊，但已經無法做到完全切割與對立。

．中等收入陷阱

独裁本身就是一切的原罪。当一个人就能把你关在屋里，一些人就能把你绑在地上踩你脚踝，一批人就能把你送进阴间大巴，这本身就是最可怕的事情，没有运动员可以在禁锢的情况下和别人赛跑，没有艺术家能闭着眼睛创作出最好的作品，也没有商人、技术人员能够……

並不是民主化就一定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是不民主國家的種種問題（政府臃腫、官員腐敗、干預市場等等）導致無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於創新能力(包含技術創新，學術創新，等等)，而培養出創新能力的基礎來自於健全法治(例如:智財保護法)，而健全法治的基礎在於廢除人治，要廢除人治就只能就政治改革。

如果尖銳的批評完全消失，溫和的批評將會變得刺耳。如果溫和的批評也不被允許，沉默將被認為居心叵測。 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許，讚揚不夠賣力將是一種罪行。如果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那麼，唯一存在的那個聲音就是謊言。——柏拉圖

「最廉價的驕傲就是民族自豪感。沾染上民族自豪感的人暴露出這一事實：這個人缺乏個人的、他能夠引以為豪的人格特質。如果情況不是這樣，他也就不至於抓住那些他和無數百萬人所共有的東西為榮了。擁有突出個人素質的人會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民族的缺點，因為這些缺點時刻就在自己的眼前，但每一個可憐巴巴的笨蛋，在這世上沒有一樣自己能為之感到驕傲的東西，那他就只能出此最後一招：為自己所屬的民族而驕傲了。由此他獲得了補償。所以，他充滿著感激之情，準備不惜以『牙齒和指甲』去捍衛自己民族所特有的一切缺點和愚蠢。」ーー叔本華

和平協議是鬥爭的一種形式。

钱锺书的风格

 钱锺书的风格

陆灏

有人曾给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作了一番统计，发现这部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稀世巨作所征引的西方学者和作家就达千人左右，著作多达一千七、八百种。钱锺书先生囊括中外、纵横古今的渊博学问已为中外学者所惊羡折服。

钱锺书先生在解放初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当年他的研究生现在都已成了专家、教授。此刻坐在我对面的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乔佖教授就是五十年代初钱先生的研究生，于是话题马上就转到了钱先生的治学和为人上了。

乔佖先生还很清晰地记得有一次中文系的一位同学从图书馆回寝室时大喊大嚷：“不得了！不得了！”原来这位同学是研究唐诗的，他为了考证一个典故在图书馆中遍寻不获。正巧，这时钱锺书先生也来借书，他便上前去请教钱先生。钱先生听了这个典故后笑着对他说，你到哪一个架子的哪一层，哪一本书中便可查出这个典故。果然，这位同学按钱先生的指点找到了这个冷僻的典故，不觉大为惊讶！

钱先生当时虽然只有四十多岁，但已经是名闻遐迩的大学者，《围城》《谈艺录》等惊世之作早已使世人对钱先生佩服之至。钱先生的笔锋犀利尖刻、峥嵘恣肆，使不少人都有些怕他。虽然他对待学生是很宽容的，温煦和蔼，常开玩笑，但他学识之渊博却使学生不得不对他产生敬畏之感。乔先生回忆说当时有位同学，在学期末交了一份读书报告。这位同学没有好好思索，而是从几十本书中东拼西抄凑成一篇，草草交帐。不料，钱先生在他的读书报告上不加一句评语，只是把他所引的话的出处一一注出。当时大家表面上都笑话这位同学，但心里却都有些毛骨悚然。

钱锺书先生天赋高，记忆力强，已是众所周知的。几年前他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美，他回答美国学者的各种提问时对答如流。虽然有些东西他已好久没碰了，但一旦他要引征，却恍如前晚刚翻阅过，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使美国学者目瞪口呆。可是，钱先生的成就并不只是凭着他的天赋、记忆，更重要的却是后天的勤奋努力，“以生知之资志困勉之学”。据当时清华大学的师生回忆说，清华所藏西文图书几乎每一本的书卡上都有钱锺书的名字。乔先生回忆说，那时流行的一本词典是《简明牛津词典》，他们的词典用了几年仍然很新，而钱先生的这本词典已相当旧了，而且每一页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几乎都写满了注解，可见他花的功夫之深。乔先生说他们每次去钱先生家，都见他坐在书桌前的一个铁箱上，伏案写东西，桌上都堆满了书。

钱锺书先生没有藏书癖，他隔几天就去图书馆抱一大堆书籍回家。乔先生说：“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钱先生又最有藏书癖。因为他的书都藏在脑子里了。”

钱锺书上课时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他讲课从不用讲义。只放着一本笔记本，但也很少看。他在台前踱来踱去，操着吴音味的普通话，口若悬河，旁征博引。一会儿英语，一会儿德语、法语、拉丁文或希腊文，学生们简直跟不上他的思路。论文答辩前，每个学生都有这么个想法：其他老师提问，或许能应付，只要此老一问，便完蛋。

乔先生在四九年到五二年曾随钱先生研究英国文学。虽时过三十多年，但当年钱先生的教诲和钱先生本人的为人治学都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原载上海《文汇读书周报》1986年9月27日，第3版）

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產權改革

在中國，國家是被一個政黨獨占，而國家是名義上的財產所有者，這就意味著黨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有根本的分歧。黨的利益在於維持權力，而這個權力來自於控制國家資產的黨員必須效忠於黨。這樣的結果引發了中國在1992年後兩種關於所有權的衝突：國家與黨的衝突以及黨與黨員的衝突。黨的利益是維持權力，要以國有資產的收益為己用，但國家的利益是保有這些資產和收益。而國家資產的真正擁有者是中國人民，於是黨和人民之間就有了衝突。黨及其黨員之間的衝突也一樣。黨把國有資產當成是黨的財產，但有自身利益的黨員並不這麼想。黨員的利益是控制財產取得收益，或者乾脆合法占有這些財產。於是黨和黨員就國有資產也發生了衝突，所以黨才要懲罰那些從黨的手上偷東西的黨員。

 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開始加速。雖然1990年代的改革主軸是自由化，但很快的，為了繞過意識型態爭議而名為「產權改革」的私有化成為1992年後改革的主軸。當然，產權改革在1980年代就小規模而審慎實驗過，但因為保守派的反對，中國政府沒有把實驗範圍擴大。保守派的聲音在鄧小平南巡之後被削弱，產權改革也隨之加速。但是中國的產權改革比較不那麼激進。中國政府不是搞完全私有化，而是把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其背後的經濟思維是很清楚的，把「所有權」（ownership right）和「控制權」（control right）分離，這樣就可以提高管理者的經營動機，創造出控制權的市場（控制權的中國標準用詞是「使用權」）。中國的狀況太複雜，產權改革的形式繁多，「私有化」一詞無法總括其多樣性。私有化（國家把所有權及控制權都移轉到私人手上）當然是有的，但許多財產只是轉移了使用權（例如土地和礦產），有些財產只是在政府之間轉手（從中央轉給地方）。更複雜的是，行政權力的下放讓地方官員和國企幹部得到前所未有的控制權，尤其是分配資金、簽定大型合同和決定土地如何使用的權力。

 各方競逐

當國有資產被釋出可供私人所有或使用後，就引來各方的競逐。中國土地所有權的模糊性質經常造成糾紛。國企工人、公有土地上的居住者、承租土地的農民等等也對這些資產有「剩餘權利」，大家都認為自己有權分到國有資產改制的好處。而實質掌控國有資產的政府官員和國企幹部也認為自己有權分一杯羹。此外，當所有權不明確，搞不清楚誰才是真正所有者時，社會上某些人就認為自己也有權摻一腳。私人企業家既能看到這些資產的潛在利益又有辦法加以實現，他們就有動機去取得這些資產。由於私人企業家在中國是沒有政治權力的，他們就會拿最有力的武器──賄賂──去取得這些資產。犯罪組織也眼紅這塊大餅。他們除了會賄賂之外，還能用暴力和恐嚇取得國有資產的控制權。

引自：《出賣中國．中國官場貪腐分析報告》，裴敏欣 著，梁文傑 譯，八旗文化出版，2022年

由東涌行至梅窩

 重陽秋代序，

草木未凋零。

遵道方行路，

登高始逸靈。

石間泉涌躍，

芳沚蜆安寧。

逍遙人間世，

清池寄一萍。

經濟發展為何不能為中國帶來長治久安？

 經濟發展為何不能為中國帶來長治久安？

裴敏欣

自上世紀九○年代初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生存戰略的主要支柱之一是一黨統治下的經濟發展。在政治學裡，這一模式通常被稱為「威權發展主義」或「發展式威權政權」。這一模式在東亞的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的高速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發展式威權政權」在東亞的成功對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領導層有深刻的影響。在一九八九的天安門事件後，以鄧小平為領導的中共政權開始全力以赴地實施這一模式。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我們不可否認中國的經濟獲得了世界歷史上罕見的超高速發展。由於中國的經濟起飛是在一個發展式威權政權統治下發生的，這一事實不可避免地引發了一場所謂「中國模式」的辯論。這場辯論的核心爭論是威權政權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推崇「中國模式」的人認為，中國的經濟起飛驗證了威權體制的優越性。如果沒有一個以發展為核心目標的一黨專制政權，中國的經濟起飛是無法想像的。持反對意見的人則認為這種觀點十分片面。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政府的行為和政策只是其中之一。所以不能簡單地把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成果歸功於中國的一黨專制。

這場辯論忽視的問題之一是威權體制下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成本和政治後果。由於威權體制的排他性和缺乏有效的問責機制，菁英共謀勾結和濫用權力是這類體制的核心特徵與通病。這類政權統治的國家如取得經濟高速發展，它們的社會一般來說將會承受巨大的社會成本，如環境污染、貧富不均，和官員嚴重腐敗。這種社會成本不僅侵蝕了經濟發展的品質，而且會使經濟發展本身缺乏持續性。

在中國取得經濟飛躍發展以前，一個普遍被接受的觀點是只要經濟水準提高了，其他問題就好解決。但是中國的現實並不如此。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中國的現實，現在中國要比一九八○年代富好幾十倍，有些問題（如溫飽、交通、能源與住房等）的確有極大改進。但是有其他問題（社會安全體系、社會公正、公民權利、食品安全、醫療保健系統與教育等）變得更為複雜，甚至無解。這是因為經濟發展只能解決一些純粹由於資源極度缺乏而造成的問題，但是不能解決由於資源配置不均和政府權力缺乏監督所引發的矛盾。在威權體制的統治下，後一類問題往往在經濟發展取得一定成果之後變得更加複雜和難解。我們可以把這個現象稱為「威權發展悖論」，即威權體制現代化不僅無法為統治菁英贏得長久的合法性，反而會導致國家社會矛盾的激化。造成這一悖論的關鍵因素是權貴資本主義。

威權體制下的經濟發展容易導致權貴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因是統治菁英控制了巨大的經濟資源和有對產權的絕對定義和支配權。由於威權體制的政治統治菁英的特權，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利用這些權力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自肥」。但是由於政治菁英缺乏商業才能，他們不得不和民間的經濟菁英共謀勾結，進行「權錢交易」。這一過程對這兩組菁英都是一個「雙贏」的機會。統治菁英可以兌現自己掌握的「權」，尤其是對國有資產的支配權。少數能夠和統治菁英建立密切的私人關係的經濟菁英可以通過賄賂，以少量的錢來獲得低價的高品質國有資產，從而獲得暴利，成為巨富。

本書試圖探討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和中國的腐敗市場的內在運作機制。關於中國腐敗的研究很多，但是大部分研究沒有從理論上來探討形成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的深層原因和機制。在此書中，我的基本理論貢獻是確定了一九九○年代以來國有資產的不完全產權改革和菁英共謀勾結之間的聯繫。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的歷史和制度淵源是「後天安門時代」政治菁英和少數經濟菁英通過所謂的「產權改革」對國有資產的掠奪。另外，通過分析二六○例共謀型的腐敗案件，我從微觀層面描述了中國的腐敗市場的基本運作規則和機制。本書的實證貢獻披露了中國官商勾結、官員共謀、警匪一家，和司法執法腐敗的黑暗面。

引自：《出賣中國．中國官場貪腐分析報告》，裴敏欣 著，梁文傑 譯，八旗文化出版，2022年

白蓮教是佛教的一個變種

白蓮教和朱元璋的專業——也就是佛教——關係很深，或者說，是佛教的一個變種。它本是源於佛教淨土宗。

天下事物，只有足夠「低幼」才能流行，這是永遠不變的規律。要說正宗，中國佛教當然要以千辛萬苦從印度取回真經的三藏法師創立的唯識宗為正宗。然而事實是，唯識宗因為經典太浩繁邏輯太細密，不適合普通人的智商而迅速湮滅。中國特色的淨土宗卻因為它超出尋常的簡便易行而大行其道。

淨土宗比方便面還要方便。它不需要你鑽研什麼佛經，也不需要你苦苦修行，它只要你會說「阿彌陀佛」四個字就可以。它的理論是，一聲「阿彌陀佛」可以免除幾十億劫的罪過。只要你不停地念佛，積累的功德就越來越多，等到阿彌陀佛被你煩到不行了，就得把你救出苦海，往生淨土。

所以它迅速深入民間，南宋之後，「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底層信眾完全被它壟斷，種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這是天下萬事的常態。

釋迦牟尼天上有知，一定會暈倒在蓮花寶座上。

白蓮教是淨土宗的一個變種。它的教義也同樣簡單，只不過它的組織比較嚴密。淨土宗雖然也結社，但社內關係鬆散，眾生平等。而白蓮教將平等的關係變成嚴格的師徒關係，從上到下，形成了一個嚴格的師徒網絡，成為政治動員的有力武器。當腐敗蔓延、統治力衰微之際，往往是這類民間宗教興盛發展的時期。一旦勢力成熟，起義就不可避免。


參考：<<洪武：朱元璋的成與敗>>,張宏杰

中國古代騙局

 如今中國社會上的種種騙術，千百年前就已經流行於江湖。元代文獻記載過於簡略，我們可以引用《武林舊事》所載宋代市井情形來參照一下：

商業繁華之區，人口密集，游手好閒的人實在太多了。有所謂「美人局」（以妓女為姬妾，誘引少年人）

櫃坊路局（以賭博、遊戲、結黨等手法騙錢），水功德局（以求官、覓舉、恩澤、遷轉、訟事、交易等為名，假借聲勢，脫漏財物），不一而足。又有買賣物貨，以偽為真，至以紙為衣，銅鉛為金銀，土木為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賊」……以至頑徒如「攔路虎」「九條龍」之徒，尤為市井之害。故尹京政先彈壓，必得精悍鉤距、長於才術者乃可。

參考：<<洪武：朱元璋的成與敗>>,張宏杰

孔孟反對下圍棋？

圍棋早在先秦就已出現，然而在關於其起源的傳說中，這種遊戲的形象遠沒有後世流傳的那樣高貴。

戰國末年的史書《世本》中記載：「堯造圍棋，丹朱善之」，晉朝的張華在《博物志》中進一步申說：「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或雲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其法非智者不能也。」這兩則記載中最早學習圍棋的人物「丹朱」和「商均」，是中國傳說中著名的「不肖子」，他們本來可以繼承父親堯和舜的領袖之位，卻因人品和才能不足統領天下，分別被舜和禹搶走了王位。這種與反派人物的轇轕，讓圍棋從誕生開始就陷入了相當不利的輿論環境。

後人在反對圍棋時，常常會引用這個起源傳說，比如東晉大將陶侃曾沒收部下的圍棋和博具，全部扔到長江裏，並且聲言：「圍棋，堯舜以教愚子……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為！」南朝宋明帝熱中於圍棋，大臣虞願也曾以「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為理由，勸皇帝放棄這一愛好。

在農業社會裏，大多數人都要進行生產勞動，才能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有「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饑；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之說。從維持社會穩定的角度來看，大好的勞動力不事生產，反而遊手好閒地下棋玩遊戲，是絕對不應被提倡的行為。因此，在秦漢以前的歷史記載中，圍棋很少獲得正面評價。人們常常將圍棋和當時流行的另一種遊戲「六博」並提，合稱「博弈」。《論語．陽貨》中記載孔子的話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在這句話裏，「博弈」僅僅比什麼都不做稍勝一籌，而且只有「飽食終日」的人才有資格進行

這番話，成為後人揣測孔子對圍棋看法的主要依據，一些人認為孔子反對下圍棋。其實這是不對的，孔子可能對圍棋和六博評價不高，把它們列入打發時間遊戲的行列，但並沒有說反對。甚至換個角度來想，孔子能夠鼓勵那些無所事事的閒人去下圍棋，而不是去喝酒或者幹別的，這已經顯示出老夫子對圍棋的偏愛了。

孔子是不反對娛樂的，不然他不會說「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他一生周遊列國，逐乎宋衛，困於陳蔡，顛沛流離一世，卻始終保持樂觀進取精神，難以想像，如果他不懂得適時放鬆娛樂，下下棋，彈彈琴，繃着的弦恐怕早就斷了。

這種誤會也發生在孟子身上。孟子曾說「世俗所謂不孝者五」，其中第二條是「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後人據此認為孟子也反對下圍棋。這也是不準確的，因為這一「不孝」是有若干條件的，不僅賭博喝酒而且不敬父母，這才是不孝。如果張弛有度，又或者正是陪父母下棋，哄他們開心，那算不算不孝呢？

孟子其實並不反對下圍棋，他把圍棋列入六藝之一的「數」，稱其為「小數」，也就是一門小技藝，並認為如果想學好，也得下工夫。他以當時的圍棋高手弈秋教學為題材，創作了一則寓言，說弈秋教兩個學生下棋，一個專心致志，一個心有旁騖，雖是同時學，聰明才智都一樣，但後者學習效果必不如前者。這位弈秋，就是後人所稱的「棋道鼻祖」，古代第一位留下名字的圍棋高手。

不反對，並不代表聖賢就熱中圍棋。從孔孟的言論也能看出，春秋戰國，圍棋雖然在上層社會流行，但地位不高。到了戰國及至秦與西漢，圍棋進入了低谷──完全被以賭賽運氣為主的六博搶去了風頭。

比如，戰國後期，洛陽人蘇秦跑到山東游說齊宣王時說：「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蘇秦把當時的娛樂花樣提了個遍，有六博，卻沒圍棋。

秦代，始皇焚書坑儒，下圍棋的主力軍損失慘重，圍棋進一步低迷。西漢時，雖然高祖劉邦曾陪戚夫人在宮中對弈，民間下棋的卻不多，並且，宮裏的人們莫名其妙地把圍棋跟迷信勾連起來，認為圍棋是「仙家養性樂道之具」，一害病就拿下棋占卜，「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要「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才能免災，一項純智力遊戲被弄得神神叨叨。

屋漏又逢連夜雨。西漢初年，劉安和洛陽才子賈誼也輪番給圍棋澆冷水。賈誼說，「失禮迷風，圍棋是也」，他認為人們一下棋就往往忘了尊卑，互相輕侮，失了「禮」，這大概是賈誼在首都長安的真實所見；劉安則認為，下圍棋太浪費時間，如果把時間用在讀書上，「聞者必廣矣」。

賈誼和劉安的話貌似有理，但正所謂玩物喪志還是陶冶情操，取決於下棋的人。而且，西漢時期經濟不發達，創業階段，娛樂活動相對低迷，不提倡也是自然。

參考：

1、〈圍棋是怎樣成為高雅遊戲的〉，徐儷成，澎湃新聞

2、〈世有圍棋之戲〉，孟澤，鳳凰網

「霸王道雜之」的統治藝術

  漢宣帝提出的「霸王道雜之」有著深厚的思想淵源。早在先秦時期，圍繞「王道」和「霸道」，儒家與法家兩派便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學說。一方要求施行仁政、德政，任用精通典籍的士大夫，實現三代的治世；另一方則強調法令的權威，通過組建高效的官僚隊伍，最終富國強兵。雙方的理論鬥爭隨著秦國利用法家「霸道」統一六國而暫時告一段落。

  然而秦二世而亡，根本原因便在於過度倚重法家學說，丟失了民心。此後的漢朝雖然承接秦制，但也不得不尋求調和轉圜之道。不過，漢初「與民休息」的政策根源於黃老之學，「霸王道雜之」的面貌尚不顯著。

  漢武帝是第一個明確以「王霸兼采」「儒法並用」的思想方針施政的漢代帝王，但由於其重用酷吏，以嚴刑峻法對待百姓，僅以儒學裝點門面，未能維持兩者間的平衡，最終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災禍。

  宣帝的「霸王道雜之」正是在總結前代得失後形成的統治方略，他同時任用儒生和文法吏，但更注重提拔有經驗的循吏。宣帝特殊的成長經歷讓他十分瞭解民間疾苦，因此在施政時注意解決民生問題，避免了武帝朝放縱酷吏虐待百姓的弊端。

  「霸王道雜之」，從字面理解即「融合王道與霸道」，那何謂「王道」，何謂「霸道」呢？「王道」是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提出的主張。孔子目睹東周以降，王室衰微、禮崩樂壞的局面，追懷過去古聖先王的治世，認為執政者只有遵循「王道」的政治理想，方能開闢太平。

  「王道」必須建立在仁政之上，統治者要愛惜民力、復興禮樂，恰如《論語》中所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只用刑罰震懾百姓，而不以禮樂教化之，便談不上孔子心目中的「王道」。

  孔子的觀點到戰國時又得到孟子的發展。孟子將「王道」與「霸道」明確加以區分，認為「霸道」確實能令國家強盛起來，卻無法真正收服人心，只有「王道」才是實現統一、終結戰亂的必由之路，所謂「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孟子頗為理想化地認為，「王道」成功與否是不受國力強弱和國家大小左右的。

 與「王道」相反，「霸道」恰恰將國家強盛視為至高法則。春秋時，齊桓公依靠管仲輔佐，使得國力蒸蒸日上，尊王攘夷、存邢救衛，最終成為「五霸」之首。如果說，「富國強兵」在春秋時還僅是諸侯國的可選項的話，那麼，到了兼併戰爭愈趨殘酷的戰國時代，則成了一個生死存亡的大問題，當時以商鞅、韓非為代表的思想家，便將始於管仲的這套「富國強兵」之術加以理論化和系統化，形成了法家學派。

  法家對儒家推崇的「王道」「仁政」嗤之以鼻。韓非認為：「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制定嚴格的法令比空口談仁義更有用，而只有國家強大了才有力量去消滅別人，否則便只能坐以待斃，正如韓非所言：「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

  法家鼓吹的赤裸裸的「霸道」確實收到了相當的成效，戰國初期，商鞅在秦國開展「變法」，制定並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全面改革秦國的戶籍、土地、稅收制度，乃至計量單位、軍功爵位和行政區劃，把秦國打造成一台運轉不休的戰爭機器。最終，在秦王嬴政的手上，這台機器橫掃東方六國，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帝國。

  可見，自春秋戰國以來，圍繞「王道」與「霸道」已形成兩種各有側重的統治思路，「王道」主張仁政、德政、以民為本，儒家是主要鼓吹者；而「霸道」則主張力政、兵戰、刑名法術，法家是主要鼓吹者。這兩種統治思路對於秦漢政治文化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引自：《歷史的榮耀：中央帝國的時運、鐵血與霸業》，歷史研習社，天地出版社，2020

班固為圍棋正名

東漢初年，歌舞昇平，一些大學問家已經對圍棋改變了看法，並且看到「博行於世而弈獨絕」。首都洛陽，義不容辭地成為圍棋展開反擊的大本營。對圍棋頗有造詣的著名史學家、文學家班固，在洛陽編撰《漢書》之餘，寫出了中國第一部圍棋專著《弈旨》，旗幟鮮明地肯定了圍棋的文化內涵。

班固很清楚問題的關鍵在哪裏，一方面，缺乏深厚底蘊、追求僥幸的六博棋是一定幹不過圍棋的。「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幸。至於弈則不然，高下相推，又有等級。或虛設預置，以自護衞，蓋象庖羲網罟之制。堤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後治水之勢。一孔有闕，頹壞不振，有似瓠子汛濫之敗。」博戲的不確定在於投擲骰子，採用何種方法並不重要。水準高的人，有可能投不中，水準低的人也可能是僥幸取勝。弈棋就不同了，高低是按序更換的，而且是等級分明的。下棋有時要預先採取措施提前布置，就像伏羲結網捕魚一樣。要在四周設防護的屏障，防止淤塞決口，像夏禹治水一樣。一旦出現一點破綻，可能局勢就難以挽回，就像瓠子因一孔而潰敗一樣。後來六博果真在漢代以後就衰落了。

另一方面，圍棋中蘊含着與儒學相通的元素，正所謂「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黑白，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為仁由已，危之正也……。」還有兵家謀略、帝王治國之術：「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危相劫，割地取賞，蘇張之姿。三分有二，恝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卻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這段話的意思是：「（下圍棋）要預設伏兵欺騙對手，突出重圍，就像田單出奇兵一樣；利用關鍵之處威脅對手，要求對手割地退讓，具有蘇秦張儀一樣的風采。三分之勢已擁有其二，卻淡然處之不馬上誅殺，這就跟周文王（在天下有三分之二的諸侯歸附他，他尚不肯馬上起兵伐紂）一樣。要謹慎行棋，斯文慢行（走得扎實），守住角地，靠邊行棋，退卻後要主動考慮補棋，即使出現敗勢也不會死棋，就如同秦穆公（被晉軍打敗能養精蓄銳，終於打敗晉軍）一樣。弈棋最高深的地方可顯示天地玄妙，其次可顯示帝王治國之術，還可以展示春秋五霸的權謀計策，最低也可展示戰國紛爭的態勢，看弈棋勝負成敗，古今（興廢之理）都能完全呈現。」

除此之外，班固還對下棋者的精神狀態給予了肯定性的描述，說當一個人沉酣於圍棋時，「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為默而識，靜泊自守以道意。」意思是說，下棋時的沉迷，可以媲美孔子說的「好學自得」「發憤忘憂」，下棋產生的情感體驗，合乎儒家的詩教精神，而下棋帶來的心智與身體合而為一的狀態，尤其可以養性養生，陰陽調和，剛柔並濟，無為默識，靜泊自守，活出彭祖一樣的氣象。

當時儒學初興，班固這番話相當時髦，又相當深邃，正中士大夫們心坎，誰說圍棋是失禮迷風、玩物喪志？班固的《弈旨》成為給圍棋正名的一杆大旗，東漢儒生應者雲集，出了一批圍棋理論家，用手中的筆給圍棋代言，包括在洛陽居官的大儒馬融和李尤，兩人分別寫了《圍棋賦》和《圍棋銘》；隱居慎陽（今河南正陽）的隱士黃憲，也寫下了《機論》，對圍棋無比推崇。

馬融的《圍棋賦》是最早系統地專門地論述圍棋的辭賦，通過講解圍棋博弈之道，喻軍政之事，文中強調：「計功相除兮以時各訖，事留變生兮拾棋欲疾。……深念遠慮兮勝乃可必。」（計算和謀略相互運用，時刻留心棋局變化，看準時機拾掇棋子……深思遠慮方可獲勝。）既要做到「商度道地兮棋相盤結」，使「蔓延連閣兮如火不滅」，又要切記「當食不食兮反受其殃」，表現了儒家攻守兼備的中庸之道。

參考：〈世有圍棋之戲〉，孟澤，鳳凰網